送物窗口的队伍从大厅排到台阶下,人人手里拎一个透明袋。轮到一个中年女人,她把袋子递进去,又从口袋摸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说就一句话,让他别乱讲。窗口里的人把手缩回去,指了指墙上的告示。她把纸收回口袋,站在旁边哭了十几分钟。

带东西和带话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东西走窗口,收什么不收什么有细目,检查过了才递得进去(《看守所条例》第三十条,人犯近亲属给人犯的物品,须经看守人员检查)。话没有窗口。未决阶段家属见不到人,能递到当事人耳朵里的只有两条路:律师会见时转达,或者写信。两条路上都有人看着,说错一句,麻烦往往落在外面说话的人身上,而不是里面那个人身上。

一句错话,比一件东西麻烦得多

东西被拦下来,最坏的结果是白跑一趟,把袋子拎回去。话被记下来,性质就变了,它从一句关心变成一份证据。

《刑法》里有三条罪,打的都不是在押的人,是外面递话、办事的人。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同条第二款,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下。第三百一十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三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这一条还有第二款: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最后这一句最重。家属以为自己在帮亲人,法律上看的是有没有事先商量过。商量过的,帮的人就变成同案的人。

我们代理的某案中,家属在送衣物时把一张纸条缝进衣领,上面写着同案另一个人的名字和一句「他没进去」。这张纸条被查出来以后,原本只是证人身份的她被单独问了一整天,案件里多出一条线索,当事人的供述也从头到尾被重新核对了一遍。一张纸的重量,比一整个编织袋的衣服都重。

还有一种情况更常见:家属自己没想传什么,只是顺手在袋子里塞了一张写着自己手机号的便签,怕窗口弄混。这张便签同样要过检查,同样会被问一句「你留号码做什么」。所以送物之前,先把袋子里所有带字的东西清一遍。公司账户被查、账目被调走的情形下,家属最容易急着传话,公司被查了,法定代表人要不要担刑责这一篇讲的就是这个阶段哪些动作会反过来加重自己的位置。

送进去的东西:窗口收的与不收的

各看守所的细目不一样,方向是一致的:凡是能藏东西、能伤人、能传信息的,一律不进。

能收的,通常是这几类。换洗衣物要求纯棉、无金属拉链、无绳带、无夹层;内衣、袜子、软底拖鞋;树脂镜片的眼镜;通过窗口上账的钱款,进的是所内账户,用于所内购物,不当面交给本人;部分所允许送书,要经过检查。

不收的,通常也是这几类。食品和药品,除经所医批准;手机、充电器、耳机、电子表;现金直接交给本人;烟、酒、打火机;带绳带和金属配件的衣物,因为自伤风险;照片、名片、写了字的纸;有夹层、能拆开缝线的包袋。

《看守所条例》第十一条写的是收押时的检查:人身和携带物品严格检查,非日常用品登记后代为保管,违禁品予以没收。送物环节沿用同一套标准,所以窗口拒收不是在为难人,是按这条规矩在办事。

真正会出事的,是把东西当信封用。纸条缝在衣领里、写在袜子内侧、塞进书页夹层、卷在卫生纸芯里,这几种做法查得出来,而且查出来以后后果不止是这次送物作废。当事人要被谈话,所在监室要被清监,那张纸条会作为材料留下来。想传的话没传成,反倒给案件添了一份书证。

送物的频次和时间也值得记一下。多数所按固定日期收物,家属跑一趟没赶上,就要再等一周。我们处理过的送物被拒,多数栽在衣服的拉链和绳带上,而不是真带了什么违禁品。登记时会核对送物人与在押人的关系,身份证和户口本、结婚证这类材料最好一次带齐。回执一定要拿,那是唯一能证明东西交进去了的凭证。

另一头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家属替当事人收钱、转钱、代持,风险不比传话低。收来的东西来路不明,说不清自己知不知道,这条线在收的东西来路不明,怎么证明不知道里讲得比较细。

带进去的话:能说的与不能说的

能说的话,比家属想的少,但足够用。家里都好,老人身体怎么样、孩子上学怎么样;已经请了律师,下次什么时候来;让他如实讲,不要替别人扛;身体有什么毛病、被问话时有没有被逼、有没有签过看不懂的笔录,这些都要告诉律师。

不能说的话,一条都别试。

同案的人说了什么、谁还没被找到、谁翻供了、谁的家属在外面跑,这些是串供的核心内容。让当事人改口,「你就说那天不在」「那笔钱不是你的」,属于指使他人作伪证。让证人别出面、给钱让证人改说法,落在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上。卡在哪里、密码多少、账怎么平、房子赶紧过户,落在同条第二款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一类罪名上。打听公安问了什么、笔录怎么写的,看起来是关心,实际上是把侦查信息往外带。

还有一类不违法但很伤案子的话:让他顶住、别认、认了就出不来。这些话不构成犯罪,却会把当事人的供述搅乱。前后几次笔录对不上,后面全案的口供都要被重新审视,原本清楚的事实变得不清楚,从宽的空间也跟着变小。

带威胁意味的话更不能碰。让家属去跟被害人说「小心点」,可能构成打击报复证人,也可能被认定为妨害作证的手段。

谁在听这些话

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这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明确写的,辩护律师还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信。律师对执业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情况和信息有保密义务(第四十六条)。所以通过律师转达合法内容,是最稳的一条通道,律师会把不能说的部分拦下来。

家属之间的通话和微信不在这层保护里。同案犯的家属互相通消息,问一句「你家里人怎么说的」,等于替办案机关把串供这件事证明完了。我们遇到的家属里,最容易忽略的正是微信上那句「你帮我问问别人那边怎么说」。

监室里的话也不是私下说的。同监室人员可能向管教反映,当事人自己在里面教别人怎么讲,同样会被记下来。所以「让他在里面跟人商量商量」这个念头,趁早放下。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家属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支付账户,如果曾经借给当事人用过,办案机关一定会来问。说「我不知道他拿去干什么」,需要有东西撑得住,把卡借给别人,怎么证明自己不知道讲的就是这个举证位置。

律师会拒绝替家属传某些话,这不是不帮忙。《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专门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律师碰了这条,辩护资格当场没了,案子也没人接了。拒绝,是保住还能继续办的空间。

家属真正能做的三件事

把要说的话交给律师筛一遍。哪些能说、该怎么说、说的顺序,律师见得到人,也判断得了风险。家属自己憋着不说,当事人以为家里放弃了,供述反而容易出问题。这一块属于重大刑事辩护里最基础的工作,会见不是去传话,是去把信息理顺。

按规定送物,留凭证。窗口登记会给回执,物品清单自己拍一张照片存着。别托那种号称「里面有人、能带话」的中介,这类人收了钱什么也办不成,钱还可能追不回来。

自己去核实消息。拘留通知书上的罪名、羁押的看守所、办案单位,都以文书为准。听到的「里面带话出来」,多数是转了几道手的传言,越传越离谱,家属跟着慌,做的决定也跟着错。广州各看守所的收物日期、上账方式、会见安排并不统一,具体到某个所怎么办,广州本地办案实务里有按区整理的对照。

陶雄利律师在处理这类咨询时,通常先让家属把想问的话写下来,一条一条过。写下来的东西比嘴上说的清楚,哪些是关心,哪些是打听,一眼就分得开。

广东威法接的看守所相关咨询里,最常见的一句是「我就说一句也不行吗」。行与不行,不看说几句,看说的是什么。

常见问题

我就写一句「家里都好」,也要检查吗?

要。凡是从外面递进去的纸质东西,都在检查范围内。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它夹在哪里、由谁递、有没有夹带别的内容。

衣服里缝张纸条,真会被发现吗?

会。送物检查会翻缝线、摸夹层、看衣领和内衬,这是常规动作。查出来的后果比不送更麻烦,当事人要被谈话,纸条会留下来。

同案犯的家属来问我情况,我能说吗?

不要说。同案之间的消息往来是串供最直接的证据形态,家属之间的通话记录同样会被调取。对方问什么,一句「不清楚」就够。

让他「别乱说」,算不算妨害作证?

要看指向。「别乱说」如果意思是如实讲、别替人扛,没问题;如果意思是别提某个人、别提某笔钱,就是让他作虚假陈述,性质完全不同。

外面有人说能带话进去,收钱的那种靠谱吗?

不靠谱。看守所的通信和送物都有登记,没有哪条通道能绕开检查。这类人拿了钱,多数什么也不做,被追问就推说「里面管得严」。

给他上账的钱,他自己能取出来吗?

取不出来。上账的钱进所内账户,用于在所内购买日用品和食品,出所时余额退还本人。所以不要指望用上账的方式给当事人塞钱。

同监室有人放出来了,说能帮忙带话,信不信?

不要信,也不要接。刑满释放或者取保出去的人带话,是最常见的传言来源,其中不少还夹着要钱的理由。真有事,让律师去会见核实。

话已经说出去了,现在怎么办?

先停下来,不要再补第二句。把说过的内容、时间、对谁说的整理清楚,如实告诉律师,由律师判断有没有被记录、要不要主动说明。越补越乱是这类事最常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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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的分量,取决于它落在谁手里。家属能做的是把关心递到位,把风险挡在外面。

咨询电话 13143348436。

陶雄利律师,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执业领域包括刑事辩护、经济合同、劳资纠纷、房产纠纷与人身损害赔偿。

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 陶雄利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