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程序员按合同交付网站并收取开发费,数月后客户利用平台实施诈骗,警方上门扣押电脑。开发合同、源代码和收款记录同时进入调查视野,写代码这一事实容易被直接接到被害人损失上。真正需要核对的是交付时的功能、客户需求、后续维护、报酬结构,以及开发者何时知道平台用途。
收取开发费不等于参与诈骗分成,客户事后犯罪也不当然倒推程序员具有共同故意。若明知他人实施诈骗仍定制虚假展示、资金归集等关键功能并持续维护,可能承担共犯或帮信责任;责任范围应由功能作用、明知时间、售后行为与收益联系共同证明。
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陈凯佳律师会按需求、开发、交付和后续维护划分阶段,核对客户异常用途何时显现、程序员作何回应,再审查技术帮助与共同故意。
技术本身可以中立,具体开发决定仍可能具有指向性
网站、App、聊天工具、支付接口和数据爬虫都有合法用途,不能因同类工具曾被犯罪利用就推定开发者有罪。真实客户管理、正常投资展示、合法短链跳转与诈骗系统可能使用相同基础框架,技术栈相似并不等于业务目的相同。开源代码被他人擅自改造,更要区分原始作者、二次开发者和实际部署者。
但功能可以被专门设计。虚假收益后台、随意修改账户余额、模拟行情却对接真实入金、批量冒充客服、绕过平台审核、隐藏真实控制人、按被害人标签分配话术,这些需求若与诈骗流程结合,可能反映开发者对用途的认识。审查重点不是某个按钮名称,而是数据从何而来、结果由谁控制、用户是否被误导,以及开发者是否知道展示内容与真实情况不符。
因此,辩方不能只提交软件著作权、公司合同或通用技术说明,控方也不能只截取后台一个“胜率”“余额”字段。应把完整业务流程交由熟悉技术的人员还原,说明每个模块的合法替代用途、实际配置与运行状态,防止仅凭界面外观判断犯罪功能。
与这一争点相连的给诈骗团伙做技术开发,什么情况算共犯,可用于继续核对相关事实,但具体责任仍应回到当前证据。
明知形成时间,决定哪些开发和维护行为需要评价
开发者的认识可能随项目推进变化。接洽时对方提供普通电商需求,开发中逐渐要求伪造交易数据,上线后又因投诉要求删除证据,这三个阶段不能笼统处理。早期完成的通用模块,不应仅因后续被用于诈骗便自动纳入共同犯罪;收到明确异常信息后仍专门优化诈骗功能,则需要单独评价。
聊天上下文、需求文档、版本任务、会议纪要、测试账号和邮件,是还原认知的重要材料。应核对谁提出虚假功能,开发者是否询问真实业务,对方怎样回答,异常投诉是否送达到本人。项目组里产品经理掌握的信息,不当然等于每位后端工程师都知道;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也不证明所有人看过诈骗话术。
交易价格与沟通方式同样进入判断。报酬明显高于合理开发成本、使用虚假身份、频繁更换联络渠道、要求销毁记录、专门教授应对调查口径,可能支持明知推认。但这些事实仍需与开发内容结合,不能把开发人员接受加密沟通或远程办公等常见方式,单独作为犯罪故意的依据。
诈骗共犯与帮信罪,差在共同故意和实质参与程度
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技术支持并符合共同犯罪条件的,可能按诈骗罪共犯处理。审查应围绕双方是否形成共同实施诈骗的认识和分工,例如开发者是否参与设计虚假投资流程、根据诈骗话术调整页面、按被害人入金额提成、与运营者持续协同解决入金和风控问题。技术工作成为诈骗分工的一环,不能仅以“没有直接聊天骗钱”排除共犯。
帮信罪则要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技术帮助并达到情节严重。它与诈骗共犯的区别,不是“写代码较轻、做话术较重”,也不是工作职位高低,而是明知内容、参与深度、与上游的稳定配合及具体作用。仅知道客户可能利用系统从事网络犯罪,与明知具体诈骗模式仍共同推进,证明要求不同。
与这一争点相连的电销公司被查,业务员是不是共犯,可用于继续核对相关事实,但具体责任仍应回到当前证据。
代码、版本和服务器日志,要由真正懂系统的人对应
技术案件容易出现证据名称很多、实际指向不清的情况。代码仓库显示开发者提交记录,只能证明相应代码由谁编写,不能单独证明该版本已部署、被何人使用或造成多少损失。服务器中有某套程序,也要核查镜像来源、部署时间、访问权限和实际运行环境。
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陈凯佳律师会把需求、代码提交、测试、部署和后台开关串成版本链,核对涉案功能由谁开发、何时上线,再审查鉴定中的用途结论。
律师审查时,应将需求、提交、测试、上线和运维串成版本链。某功能是否在涉案期间启用,是否可通过后台开关切换,开发者提交后是否又被他人修改,均可能影响责任。Git记录、持续集成日志、云平台操作记录、数据库审计与域名解析可以互相印证,但提取方式、时区、账号共用和时间同步问题也要检查。
鉴定意见或检查笔录中的“专门用于诈骗”属于重要判断,不能只接受结论而不看过程。应了解检材是否完整、功能如何测试、测试数据是否真实、合法用途是否被检验。必要时可由具备相应知识的人辅助审查技术材料,对模块关系和数据流提出可复核的问题,而不是用另一堆术语替代证明。
涉案金额不能简单把平台总损失分给每名程序员
诈骗数额与被告人的责任范围相关,但平台总入金、被害人总损失、涉案期间系统流水和开发者报酬是不同数字。指控开发者对全部诈骗负责,需要证明其共同故意覆盖的时间、对象和行为范围,以及系统与相关被害人交付财物之间的联系。
中途加入维护的人员,应重点核对加入前形成的损失是否被不当计入;仅负责某独立模块的人员,要查明该模块是否参与诈骗核心流程;代码被复制到其他站点时,还要区分本人授权部署与他人擅自复制。项目分为多个团队、多个客户时,不能以同一家公司任职为由合并所有业务。
工资、外包款或维护费是否属于违法所得,也要看费用对应的真实劳动和犯罪帮助,不宜把全部职业收入笼统视为诈骗获利。家属退缴前应要求明确计算口径和款项性质,不能以平台宣传的总流水作为个人当然退赔义务。金额争议与主观明知争议可以分别提出,纠正计算不等于承认指控。
面对搜查与讯问,技术解释必须准确且可复核
设备被扣押时,应依法核对清单,记录设备编号、硬盘、手机和存储介质的对应关系。不要因为担心责任而远程删除仓库、注销云账号、通知同事清空聊天,这既可能毁灭有利证据,也会引发规避调查的评价。合法代码、其他客户资料和个人信息需要保护,可通过律师依法提出范围与保密方面的意见。
讯问应使用本人能解释的技术语言。不了解整体运营,不要认可核心开发者等概括身份;完成过某模块,也不宜说什么都没做。可说明模块、输入输出、权限、提交和部署,并对照代码日志核实。搭建、维护、运营、控制含义不同,签字前应逐句确认。
辩护要把技术事实翻译成构成要件,而非堆叠专业名词
有效辩护材料应能回答几个朴素问题:开发者为谁完成了什么,何时知道何种用途,哪个版本实际运行,哪些损失与其行为有关,他获得了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可以制作需求与代码对照表、部署时间轴、账号权限表和资金对应表,再分别提出明知、罪名、金额和地位作用意见。
陈凯佳律师提醒,技术案件越早保存版本链和完整沟通,越能减少“系统涉诈所以全员共犯”的推定。开发者真正需要证明的不是代码有多复杂,而是自己的行为与诈骗故意之间是否存在证据能够支持的连接。
广州办理时先固定开发环境与扣押范围
自由程序员在广州接案、客户和服务器在外地的,侦查机关可能围绕平台运营地或犯罪结果地开展调查。接到通知后应保存合同、报价、需求文档、代码仓库、部署记录和电脑扣押清单,记清承办单位,不要按客户口头说法自行判断案件性质。
涉及人被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怎么申请时,申请事实应落到固定住址、到案条件、技术资料已保存和配合核查等方面。取保与是否构成共犯是不同问题,电子数据的完整保全比删除敏感代码更能避免后续解释失真。
常见问题
程序员没有直接联系被害人,也可能构成诈骗共犯吗?
可能。是否直接实施话术不是唯一标准,若明知具体诈骗活动仍按分工开发核心功能、持续配合运营,可能进入共犯评价。但共同故意和实际作用仍须由证据证明,不能仅凭任职或代码被使用推定。
接外包时不知道客户做诈骗,上线后才发现怎么办?
应立即停止可疑服务,保存需求、沟通、告警和退出记录,并依法寻求处理。发现后的继续维护、删除数据或协助规避调查可能改变责任评价,早期不知情也不当然覆盖后续行为。
写通用爬虫、聊天软件或支付接口是否违法?
通用技术存在合法用途,不能仅因被他人用于犯罪就认定开发者有罪。需要审查定制功能、客户说明、异常需求、明知和后续帮助,以及是否达到相应犯罪构成条件。
只领取固定工资,没有诈骗提成,会从轻或不定罪吗?
固定工资是判断参与方式和收益的事实之一,不直接决定是否构成犯罪或从犯。仍要审查明知、技术作用、参与时间及分工,工资是否属于违法所得也应按对应劳动和资金性质判断。
代码鉴定称系统“专门用于诈骗”,还能提出异议吗?
可以依法审查检材完整性、测试方法、功能配置和合法替代用途。异议应具体到代码版本、模块、运行环境和日志,不宜仅以“技术中立”作抽象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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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应立即保存原始需求、合同报价、各版本代码、测试记录、上线交接和售后工单,按时间标出客户提出异常功能及自己作出回应的位置。对电脑和服务器被扣押的范围核对清单,不补写需求、不删除仓库,再把每项功能与实际诈骗环节对应审查。
咨询电话 13143348436。
陈凯佳律师,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高级合伙人、民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执业领域包括劳动纠纷、合同纠纷、侵权责任与刑事辩护。
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 陈凯佳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