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代码本身不违法,这一点在法律上没有争议。麻烦出在后面:需求方拿这套东西去做了什么,开发者当时知道多少。一个后台管理系统,可以是电商的会员中心,也可以是诈骗团伙的客户资料库,代码长得几乎一样,区别在使用的人、用的方式和收的钱。
写代码不是罪,知道写给谁用才是。明知对方拿这套东西去骗人还继续做,可能落到诈骗共犯;只知道对方大概在干违法的事,说不清具体做什么,多数落到帮信。两条线差得很远。
从交付尾款到被叫去问话
需求沟通。微信、邮件、需求文档,这一段是全案最重要的证据,也是唯一能证明当时说的是什么的材料。
开发和交付。交付物、验收单、售后记录。有没有留下这些,决定能不能证明自己做的是正常项目。
上线运行。系统跑起来之后,功能被怎么用,开发者未必知道,也未必不知道。这一段的记录最少,也最难补。
案发。通常是下游的诈骗案先破,从收款账户、服务器地址、代码特征倒查回来。
调取材料。公安会调服务器镜像、代码仓库的提交记录、收款流水、聊天记录。代码仓库的提交时间是硬证据,改不了。
被叫去问话。第一次是以证人身份还是犯罪嫌疑人身份,差别很大。以证人身份去的,笔录里问的是你知不知道,答什么都要谨慎。
审查起诉和一审。罪名之争在这一步定型:帮信还是诈骗共犯,量刑区间差好几档。
明知是推出来的,几种情形逐条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第十一条列了可以认定明知的几种情形,逐条对着开发场景看,每一种都有对应的证据形态。
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平台发过风控警告、应用被下架过、支付通道被关停过,换一个马甲继续做同一套东西。证据是通知、下架记录、重新上线的记录。
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有用户投诉、有人举报内容异常,仍然不改。放在开发场景里,是需求方转来的投诉记录,或者自己发现数据不对却没停。
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一个通用后台报价远高于市价,或者要求走个人账户、分多笔转、不走对公、不开票。这一项在实务里最常被用,因为它最好证。
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改号、跳转、批量注册、自动清洗数据、一键换皮、规避实名的接口。功能本身就是为违法设计的,这一项几乎无法抗辩。
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或者使用虚假身份。境外服务器、阅后即焚、定期删库、不用真实姓名签约。单个动作都说得通,摞在一起就指向一个结论。
为他人逃避监管提供技术支持。提供代理池、防封方案、绕开实名认证的接口,这一类功能没有正当用途。
其他足以认定明知的情形。兜底条款,实务里靠的是一组事实的组合,不是单独某一项。
反方向:什么情况下不算明知
只做通用工具。开源框架二次开发、标准后台、通用支付接口,功能本身没有指向性。
技术中立不等于免责。通用工具被别人拿去滥用,一般不追究开发者;知道对方要拿去干什么之后还继续供货,中立就撑不住了。分界在知道的时间点,不在工具本身。
需求文档写的用途合法,实际被拿去干别的。这一条要有材料支撑:需求文档、原型、验收记录、售后沟通。口说无凭。
正常报价,走对公,开票,有售后。价格和付款方式是最容易被拿来推定的两项,反过来也是最容易自证的两项。
发现异常后主动停止。停服、退款、留痕,这三个动作能把明知后继续这条堵回去一半。
明知不要求知道具体罪名。这一点要提前说清:以为对方在搞网络赌博、实际是电信诈骗,仍然算明知。争我不知道具体是诈骗没有意义,要争的是我不知道他在干违法的事。
帮信和诈骗共犯,差在有没有通谋
帮信是兜底。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情节严重,三年以下。
诈骗共犯是另一条路。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竞合规则写得很清楚。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句是这类案子的分水岭:一旦被认定与诈骗团伙有共同故意,就不是三年以下的事了。
数额分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一条把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分别定在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技术开发者的责任数额,通常按他参与期间团伙的诈骗总额乘以作用比例,这块的算法可以争,诈骗没骗到钱,算不算既遂讲过未遂部分怎么处理。
共同故意怎么认定。 《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放在这里,要证明的是开发者与诈骗团伙对骗人这件事有认识、有分工、有分配。只收开发费、不参与分赃、不管运营的,这条不好走通。作用怎么切,只做引流没参与骗钱,从犯的认定空间拆过类似的结构。
罪名不是一次定死的。侦查阶段多按帮信立案,随着明知和分赃的证据补齐,审查起诉阶段可能改成诈骗共犯。这个阶段是提意见的窗口,错过就要在法庭上争,难度大一层。
参与期间比总额更重要。系统上线前后的诈骗数额要分开算。有的案子把系统开发完成之前团伙已经骗到的钱全部计入开发者的责任范围,这个算法站不住,需要按上线时间切一刀。
卷宗里翻什么
需求沟通的原始记录。完整导出,不要截取。哪一句话提到用途、哪一句被要求做得隐蔽一点,都要按时间排出来。
代码仓库的提交记录。提交时间、提交人、改动内容。有没有专门为规避监管加的功能,看提交说明和代码注释就能看出来。
收款流水和合同。报价和市价差多少、走的哪个账户、有没有发票。这几项决定价格明显异常这条能不能立住。
服务器的位置和登录日志。境内还是境外、谁在维护、有没有远程登录记录。
资金要拆到人。开发费、维护费、分成、代收代付,各笔性质不同。只收一次开发费的,责任范围限于开发行为;按月拿维护费、按流水抽成的,责任范围会跟着系统运行的时间往后延。这一栏的区分,直接影响责任数额怎么算。
同案人的供述。需求方怎么描述开发者的角色,是他什么都知道还是我们没跟他说,这一句往往决定走向。推定的反驳思路,把卡借给别人,怎么证明自己不知道那套可以照搬过来用。
广州这边怎么认定
技术类案子多,办案单位有经验。我们接触的案子里,涉及技术开发的,公安一般会同时调服务器、代码、资金三条线,材料做得比较细,靠程序瑕疵翻案的余地不大,争点主要在明知和罪名。
公司项目和个人接活,处理不一样。公司立项、有合同、有发票、有多人分工的,责任分散,单位犯罪的路径也走得通;个人接私活、走私人账户、不留文档的,几乎只能靠口供解释。
各区的把握有差别。同一类事实,有的按帮信起诉,有的直接按诈骗共犯移送,差别在于有没有查到明知后继续的证据。这种差别在阅卷之后才看得出来。这类案子的材料,陈凯佳律师一般先按功能清单过一遍,把通用功能和定制功能分开,再看定制的部分指向什么。
常见问题
需求方说是做电商后台,实际拿去诈骗,我要担责吗?
看两件事:需求文档写的是什么,以及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明显异常的信号。文档写的是电商,交付的是通用功能,正常报价,事后才发现被拿去骗人,这种情况下认定明知很难。中途对方要求加改号、批量注册、规避实名这类功能,性质就变了。
代码里有个跳转功能,是对方后来自己加的,怎么证明?
靠提交记录。代码仓库的提交人、提交时间、改动内容能证明是谁加的。如果代码是交付后在对方服务器上被改的,本地留存的交付版本、验收单、部署包哈希值就是证据。没有留存,这一条就只能靠同案人供述。
收的开发费很高,是不是就一定算明知?
不一定,但会被拿来推定。高价本身不是罪证,要结合功能、付款方式、有没有开票一起看。报价高、走对公、开票、有售后合同的,解释得通;报价高、要求分笔打到私人账户、不开票的,解释起来吃力。
帮信和诈骗共犯,哪一个判得轻?
帮信轻得多,最高三年。诈骗共犯按数额走,数额巨大的三到十年,特别巨大的十年以上。所以这类案子的核心不是争有没有罪,是争定哪一个罪。
公司接的项目,责任会不会落到写代码的人头上?
会落到具体做事的人头上,但作用认定不一样。公司立项、有合同、按岗位分工的,程序员多数按从犯或者不起诉处理;以个人名义接活、自己收款、自己对接需求的,容易被认定为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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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需求文档和代码提交记录调出来,按功能分成通用和定制两栏,定制的部分指向什么,罪名就往哪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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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佳律师,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执业领域包括刑事辩护、劳动纠纷、合同纠纷与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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