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路一家三甲医院的手术谈话间,下午四点半,医生把一叠纸推到家属面前,指着最后一页说这里签个字。家属问风险大不大,医生说常规手术,问题不大。签字前后不到三分钟。第二天凌晨病人腹腔内出血,二次开腹。家属拿着那份同意书来问,字都签了,还能不能告。
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把原《侵权责任法》里的「书面同意」换成了「明确同意」,两个字之差,落到实务里就是一场官司的走向。
三条规范,三个说法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二条给的是权利清单:病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医疗费用都享有知情同意的权利;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还要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并取得其同意。《医师法》第二十五条(2022年3月1日施行)多了「其他需要告知的事项」这个兜底,手术一类要「具体说明」,取得「明确同意」。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与医师法几乎同构,义务主体落在医务人员,后果落在医疗机构。
三部规范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具体说明」。具体到什么程度,条文没写,实务上按能否支撑患者选择来把握:术式名称、切口位置、并发症叫什么、大致概率、有没有替代方案(含保守治疗与不手术)。同意书上印着「可能出现出血、感染、损伤周围脏器及其他不可预见的风险」,这一句在鉴定和庭审里几乎不起作用,它没告诉患者任何可以据以选择的信息。
范围之外,医生没有无限告知义务。罕见并发症、概率极低的个案风险,符合当时的医疗水平与诊疗规范,一般不认定未尽说明义务。边界是双向的:患者不能拿「你没告诉我万分之一的风险」主张过错,医院也不能拿格式化的签字页当作已经说清。
「书面同意」改成「明确同意」
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两处都写着「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民法典删掉「书面」,改成「明确同意」,把「不宜向患者说明」扩为「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前面加了「及时」。书面是形式,明确才是实质。同一部《医师法》对临床试验要求「书面知情同意」,对手术只要求「明确同意」。患者点头、录音里的口头确认、电子签名都可能构成明确同意;反过来,一张签了字的纸,内容空洞、签得仓促、签的人不是该签的人,也可能不构成。
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释〔2017〕20号里原本写「书面同意」,2020年12月修正(法释〔2020〕17号)后同步改为「明确同意」,并在第五条第三款留了一个口子:医疗机构提交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明确同意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尽到说明义务,但患者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意思是同意书是可反驳的推定,不是终局结论。医院拿出签字页,举证压力暂时转移;患者能证明当时没人解释、签字与手术只隔几分钟、签的人既不是本人也不是近亲属、同意书写的术式与实际做的对不上,推定就被推翻。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三条仍写着「书面同意」。这是2018年的行政法规,没跟着民法典改。两者相撞,民法典是法律、是新法,效力优先;卫生主管部门检查、处罚,用的还是条例。书面这一步不能省,只是不能只靠它。
签字免的是风险,不免过错
把手术同意书当生死状、签了就等于自担后果,这个理解站不住。告知义务和诊疗义务是两条独立的线,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管有没有说清、有没有取得同意,第一千二百二十一条管诊疗过程中有没有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签字只解决前一条。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定的仍是有过错才赔,法释〔2017〕20号经修正后的第十六条把过错认定写得很实: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诊疗规范判断,可综合考虑病情紧急程度、个体差异、当地医疗水平与机构资质等因素。
广州中院官网公布的一起增城产科纠纷,家属签了同意书,也写了了解病情、要求阴道分娩。法院仍判医院赔偿,理由不在签字,在于病历没有在双方在场时封存,其中一份记录是后补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鉴定做不成,医院失去了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材料。
还有一个方向常被忽略:同意书写得越具体,越可能反过来约束医院。有中级法院审结的案件,同意书明确写了术式根据术中冰冻病理结果决定,医院没等结果就按原定方案切下去,回报是良性,这份同意书成了剥夺患者选择权的证据。
抢救时谁来签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条文里的负责人不是科室主任,也不是值班医生自己。多数医院把这项授权写进医务部门应急预案,事后补一份紧急抢救审批单入病历,有没有这张单子,诉讼里差别很大。
不能取得意见不是医院自己说了算。法释〔2017〕20号第十八条经修正后列了五种情形:近亲属不明;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五种情形下经批准立即实施,患者事后请求赔偿的不予支持;怠于实施造成损害的,请求赔偿应予支持。后半句才是重量所在,抢救不及时不能拿没人签字当挡箭牌。
还有一处顺序常被弄反: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是先向患者本人说明、取得本人明确同意,只有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时才转向近亲属。神志清醒、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患者,家属签的字替代不了本人同意。骨科、肿瘤科里家属代签而患者从未签过的情况并不少见。
没告知能不能单独索赔
第一问,只说没告知、没有别的损害,能不能要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条件是造成患者损害,法释〔2017〕20号第十七条把话说死了:医务人员违反第一款规定义务,但未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请求赔偿的不予支持。行政这条线是通的,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项把未按规定告知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列为可罚情形,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问,损害怎么界定。裁判口径不完全一致,多数法院把损害理解为人身损害,未告知本身不产生独立赔偿;也有法院认为,说清楚之后患者本可以做另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机会被剥夺本身就是损害。广州有法院在辅助生殖纠纷中按一成比例判医方担责,鉴定意见认为过错与患儿出生后的疾病没有因果关系,2025年8月广州中院再审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争点不在有没有签字,在于说清楚了当事人会不会做另一个选择,以及这个选择值多少。
可操作的路径,是把未告知作为过错事由之一,与诊疗过错并列主张。鉴定申请里把医疗机构是否尽到说明义务、是否取得明确同意单列,法释〔2017〕20号第十一条第(三)项明确它可以作为独立鉴定事项。器械、药品本身有缺陷的,走另一条线,见产品责任里的缺陷与因果关系。
把「到底说了什么」固定下来
谈话过程要留痕。患方自己参与的谈话,录音一般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不想录的,谈完当场把医生原话复述一遍请对方确认。医院这边,同意书之外还应有术前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谈话记录,三份材料的时间要对得上。
同意书的颗粒度。术式全称、入路、替代方案(含保守治疗与不手术)、主要并发症及大致概率、术中变更预案、谈话医师与起止时间。签一叠纸只用三分钟,这个时间差本身就是质疑点。术中改变术式要重新告知,扩大切除范围、改变入路、加做脏器切除都要重新取得同意。
材料要早锁。术前谈话记录、同意书、手术记录、麻醉记录都在病历里,出事当天就申请封存,病历封存的时点与完整性决定了后面还能争什么。说明义务履行得怎么样,最终靠医疗损害鉴定里的过错与因果分析落地。损害后果的定级另有一条时间线,伤残鉴定的时机怎么把握直接影响赔偿项目能不能算进去。广州本地的鉴定入口,广州市医学会医鉴部在人民中路388号一楼,省级的在越秀区惠福西路进步里2号,医学会不受理单方委托。
常见问题
家属签了手术同意书,患者本人没签,这份同意书算数吗
成年、神志清醒、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同意权在他本人。家属签字只能在他不能或者不宜知情时补位。患者本人从未被告知、从未签字,医院难以主张已尽说明义务。
医生口头说了句有风险,算不算告知了
看说了什么。说出具体并发症名称、大致概率、有没有别的方案,算;只说手术都有风险,不算。民法典要求的是具体说明,笼统提示不满足这个标准,同意书上的一句印刷体也替代不了谈话。
抢救时家属联系不上,医院直接做了手术,还能不能告
单纯因为没签字而实施抢救,告不赢。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加上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五种情形,给的就是这个空间。但抢救本身有过错、该做的措施没做或者做晚了,仍按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第一千二百二十一条追责。
只是没告诉我还有保守治疗方案,身体也没出别的问题,能赔吗
多数法院不支持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把门槛设在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想让医院担责,可以把未告知作为过错事由之一,与诊疗过错一起主张,同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反映,条例第四十七条给了处罚依据。
结语
告知义务的边界,是一句话有没有说清、说给谁听、说完有没有留下痕迹。术前那几分钟的谈话,往往比事后任何鉴定意见更早决定走向。这类纠纷归入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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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佳律师,本所常务副主任、民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执业领域包括劳动纠纷、合同纠纷、侵权案件与刑事案件。
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 陈凯佳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