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第三年的中秋前,家里来了两个人,说是了解点情况。问的不是家里的事,是七年前一个项目上的三次签批。茶几上还摆着刚送来的两盒月饼,来的人看了一眼,没说什么。他们真正盯着的那笔钱,到账时间比退休晚了十四个月,转账备注写着四个字:顾问费。
能不能定受贿,卡在一个时间差上:约定在收钱之前,还是根本没有约定。在职时利用职务便利替请托人办了事,双方说好等退了再给,退休后如约收下,这是受贿;办完事什么都没说,退休后对方逢年过节表示一下,不构成受贿。同一笔钱、同一个到账日期,前面有没有那句话,决定罪与非罪。
从被找去谈话到开庭,中间隔着什么
第一步是谈话,不是讯问。监察机关对退休人员启动调查,前期多用谈话、询问,通知本人到指定地点说明情况。这一步没有羁押,也不必然有律师在场,很多人在这里把七年前的事凭印象讲了一遍,后面再改口就难了。
立案之后可能留置。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可以采取留置措施,留置期间家属收不到通常意义上的拘留通知书,只有一份《留置通知书》。留置期限、延长条件写在监察法里,折算成月份往往比家属预期长。
移送检察院时先办拘留。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从留置点转到看守所,家属这才第一次能会见、能存钱送物。
审查起诉可以退回补充调查。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期限一个月,来回一次,案子就往后推两个月。约定到底存不存在这类核心事实,经常就是在这个阶段被反复补证。
开庭时争的往往只有一件事。谋利行为和收钱行为都不难证明,难的是两者之间那条线。辩护席上摆的时间轴,一头是在职时的签批,一头是退休后的进账,中间那段空白里有没有约定,才是全案的重心。
约定为什么是分水岭
受贿的构造里有对价关系。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办事和收钱要能对上,对价关系在办事的那一刻就已经形成,收钱只是兑现。
约定把两件事焊在一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 号)第十条写得很直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约定的时间可以在办事之前,也可以在办完之后,只要在离职之前达成,性质就定了。
没有约定,链条就断了。办事的时候没有收钱的意图,退休后收的钱又和职务没有对价,两个行为各自独立,凑不成一个受贿。这时候要看的就变成另一件事:退休后有没有再利用原来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影响。
那条路通向另一个罪名。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覆盖的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他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个罪的量刑比受贿轻一档,构成要件也多一道门槛:必须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必须是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去办。这类案子查下去,家里那笔说不清来源的钱常常另案处理,家里财产说不清来源,什么情况会立案讲的是同一条线上的事。
还有一条容易被混掉的路径。在职期间不直接用自己的职权,而是通过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替请托人办事、从中收钱,这是第三百八十八条的斡旋受贿,仍然按受贿罪处理。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长得很像,区别在于行为人当时还在职,还是在职的身份本身构成了影响力。
退休后去关联企业任职领薪,是这类案子最常见的变形。原管理服务对象请去当顾问、当董事、发高薪,人不去上班,或者去了也只是挂个名,这笔钱的性质和直接收现金没有区别。落点是真实的岗位和职责、薪酬和市场水平的差距、在职时有没有替这家企业办过事,哪一处对不上,性质就偏。反过来,退休后确实凭本事在不相干的企业任职、拿正常薪酬,这属于劳动关系,不在刑事评价范围内,只涉及退休后从业限制的纪律问题。
数额的档次先看三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 号)第一条规定,受贿数额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三百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退休后收的这笔钱算不算进总额,取决于它有没有被认定为受贿。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门槛比想象中低。司法解释把这件事拆成承诺、实施、实现三个阶段,承诺了就算,不要求事情办成,也不要求真的办成。所以「我没给他办成」这类辩解,在实体上基本不起作用。
证据上真正要打的几处
第一条线是谋利的时间点。签批文件、会议纪要、审批单、项目立项材料,都要标出日期。这一头越清楚,收钱那一头和它的距离就越显眼。
第二条线是收钱的时间点。银行转账有记录,现金交付只能靠双方供述和旁证。中间隔了多久、隔了几次、有没有中间人经手,都影响判断。到账备注写着顾问费、咨询费、劳务费的,反而需要额外解释。
第三条线是那句约定。口头约定不会自己留下痕迹,靠的是印证:请托人的供述、在场第三人的证言、当时的通话记录、微信里含混的一句「以后再说」。事后补签的协议最麻烦,签署日期和纸张、打印时间对不上,反而成了不利证据。
现金和中间人是最难查的一环。现金交付没有流水,只能靠双方供述、取现记录、交付地点和时间的印证。中间人经手的,中间人自己的身份很关键:他是请托人的员工、亲属,还是双方都熟的朋友,决定他的证言往哪边靠。有的人收了钱又转给配偶、孩子,资金在家庭内部走了一圈,这笔钱最终算谁的,也要单独说清。
名义的检验要看有没有真实对价。收的是顾问费,就要看有没有实际提供劳务、有没有成果、金额和市场价差多少、有没有考勤和报销记录;收的是干股,就要看有没有出资、有没有参与经营、分红怎么算;写的是借款,就要看有没有借条、有没有还款、有没有利息。名实不符的,名义挡不住定性。
人情往来的辩解要经得起量化。双方什么关系、来往了多少年、金额多大、有没有对等的回礼、有没有具体的婚丧嫁娶事由,一条一条摆出来才站得住。单笔金额远超当地礼俗水平的,这条辩解很难成立。
时间过去很久,还要看追诉时效。 《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经过十年;十年以上的,经过十五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受贿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决定追诉期限,退休多年才被查的案子,这一条值得单独算一遍。到案方式同样影响结果,案发后主动去派出所说明情况,算不算自首按不同情形拆过。
广州这边的几个实际情况
退休不免除管辖。在职期间的职务犯罪,退休后仍由监察机关调查,这一点在广州的实践里没有例外。原单位是市属国企、区属机关还是事业单位,决定由哪一级监察机关立案,也决定案子的推进速度。
一审法院看量刑档次。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其余多在基层法院。数额刚过二十万和刚过三百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场。
退休干部的案子,账目往往比现职的清楚。在职时的签批材料保存完整,退休后的进账不多、金额集中,两头都好查,中间那段约定反而成了唯一的争点。刘雪律师办这类案子,第一件事是把谋利和收钱两条时间轴画在同一张纸上,中间空出多少格,一眼就能看见。
各区检察院对「约定」的证明要求不完全一样。有的要求有直接证据,有的接受完整的间接印证。同一个事实,在两处得到不同结论,原因往往在这里。
退赃和自首要早做。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交代办案机关还未掌握的罪行的,以自首论。这类案子多数在谈话阶段就有交代机会,怎么交代、交代到什么程度,比事后补材料有用得多。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还有一次选择,检察院通知去签认罪认罚,不签会怎样讲过里面的取舍。
常见问题
退休后收的钱,一律算受贿吗?
不是。要看在职时有没有约定。约定了,退休后收钱按受贿处理;没有约定,再看退休后有没有利用原职权影响、通过在职人员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的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两样都没有的,不构成犯罪。
当时只是口头说的,没有字据,还能认定吗?
能,但要靠印证。双方供述能不能对上、有没有第三人在场、当时的通话和聊天记录能不能佐证,都是判断依据。只有一方供述、另一方否认,又没有旁证的,认定起来会很吃力。
收的是顾问费,公司也发过聘书,还能定受贿吗?
要看有没有真实劳务。聘书是形式,关键是有没有实际提供咨询、有没有成果、金额和市场价差多少。挂着顾问名义不干活、或者干的活值不了这个价,名义挡不住定性。
事情过去很多年才被查,过了追诉期没有?
要按对应量刑档次的法定最高刑算。数额较大对应五年以下,追诉期限五年;数额巨大对应五年以上,追诉期限十年;数额特别巨大对应十年以上,追诉期限十五年。立案之后不受这个限制,所以算的是立案那天有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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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在职时的签批日期和退休后的进账日期并排写下来,中间隔了多久,心里就有数了。这段空白里有约定还是没有,是这类案子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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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律师,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执业领域以刑事辩护为主。
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 刘雪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