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去站了半个小时,一句话没说。」说这话的人坐在我对面,起诉书里「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那一行,把他的名字和另外七个人排在一起。他确实去了,三次:一次在工地门口,一次在酒楼大堂,一次在停车场。三次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没拿过东西,没喊过话,也没动过手。他拿过钱,每次三百。
站场子这个动作本身不进刑法,被写进起诉书的是「恶势力成员」这个身份,而身份是可以拆的。刑法里没有一条罪名叫站场子,也没有一条罪名叫恶势力。最后判的还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强迫交易这些具体罪名,恶势力只是加在罪名前面的一句定性。定性一旦成立,量刑基准往上走,涉案财物处理往严里走,减刑假释也收紧。拆掉这句定性,比在具体罪名上争一两年更有用。
从被叫去问话,到起诉书上出现那几个字
第一次通常只是传唤。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传唤持续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个阶段人还能出来,很多人以为没事了,其实案卷才刚开始做。
拘留之后三日以内提请批捕。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流窜、多次、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第九十一条);检察院收到提请后七日内决定批捕或者不批捕(第九十条)。不批捕的,转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二个月(第一百五十六条),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可以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延长。
移送审查起诉后一般一个月内决定,重大复杂的延长十五日(第一百七十二条);退回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每次一个月(第一百七十五条)。这段时间是辩护人能真正看到全部案卷的第一个窗口。
起诉意见书和起诉书不是一回事。公安的起诉意见书里通常已经写上「恶势力」,那是侦查机关的判断;检察院的起诉书如果把这几个字保留下来,定性才算正式进入法庭。两份文书之间那一段,是可以动手的地方。
庭前会议是提异议的场合。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对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召开庭前会议,就是否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定性异议、排除申请、证人出庭申请,写进书面意见在这个环节递。
一审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第二百零八条),涉恶势力案件延长审限是常态。判决不服的,上诉期十日(第二百三十条)。
成员范围那一段,才是这类案子的抓手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针对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分设三档刑罚,第五款列了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这些特征。恶势力达不到这个程度,够不上这一条,只能挂在具体罪名前面当定性。
依据是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10 号)。这份文件对恶势力的认定标准写得很实: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真正能用的是成员范围那一段。同一份文件明确,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仅因临时雇佣、被利用、受蒙蔽参与少量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这一句把「到场」和「成员」分开了,是这类案子里最硬的抓手。
三个抓手要一个一个过。
参与次数。认定要求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实务中一般把握在二年以内多次,且其中至少有一次属于犯罪活动。三次到场如果都只是站着,连违法行为都构不上,谈不上违法犯罪活动。要数清的是他被指控参与了哪几次、每一次具体做了什么,而不是他总共去过几次。
是否明知。明知靠推定:谁通知他去的、通知里怎么说的、到现场看到了什么、事后有没有人跟他解释、群里出现过什么内容。如果通知他的人是「明天来帮个忙,站个人场」,现场也没人跟他说要堵门、要拦车,明知这一环就是断的。
有没有获利。三百块一次的出场费,和按次分配的组织收益,性质不同。前者更接近临时帮工,后者才靠近参与分配违法所得。钱是谁给的、什么时候给的、金额是否固定,决定了这一项往哪边倒。
罪名落在哪一条,比定性更要紧。寻衅滋事(第二百九十三条)、聚众斗殴(第二百九十二条)、强迫交易(第二百二十六条)、敲诈勒索(第二百七十四条)、故意伤害(第二百三十四条),每一条的构成要件都不一样。站场子最常被套的是寻衅滋事,而这一条要求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光站着不落其中任何一项。几个人的行为怎么分开评价,思路见聚众斗殴里,谁是首要分子谁只是参与者。
定性带来的后果是三件事。不增加罪名,但量刑基准上浮、涉案财物处理从严、减刑假释从严。所以辩护的顺序是先争不构成恶势力成员,再争具体罪名不成立,最后才轮到量刑。
能证明「只是站着」的材料,长什么样
谁通知的,怎么通知的。微信记录、通话记录、群公告。如果通知里只有时间和地点,没有任何关于去干什么的说明,这条记录要第一时间固定。手机别刷机,微信别删,换手机之前先做完整备份。
到场之后做了什么。监控最客观。工地门口、酒楼大堂、停车场,这几个地方大概率有摄像头。案卷里如果没有调取,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书面申请调取,也可以在庭前会议上提出来。
待了多久。通话记录、手机定位、扫码支付能还原时间轴。半小时和半天,在参与程度上的分量完全不同,而这一点恰恰是起诉书里最常被写模糊的。
钱是怎么给的。转账记录、给钱的人、给钱的时点。钱如果是事后由中间人统一发的、金额固定、没有任何分成,这组证据指向临时帮工;如果是按场次结算、金额浮动、和收益挂钩,指向就反过来了。
有没有退出的动作。后来不去了、退了群、明确拒绝过、把拿过的钱退回去,这些都是没有持续参与的印证。这类细节在卷宗里往往没人主动记,要自己提。
同案供述不能单独定案。第五十五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同案的人说他是骨干,如果拿不出通话、转账、监控、分工上的印证,这一句撑不住。多人同案的案子里,这一条用得最多,也最容易被忽略。
认罪认罚要把两件事分开。认具体罪名和认恶势力成员是两回事。有的案子里,具结书把定性和罪名打包写在一段话里,签了等于把定性也认了。签之前逐字看清写了什么,取舍的路径见检察院通知去签认罪认罚,不签会怎样。
广州这类案子的几个实际节点
管辖常常是指定的。涉恶势力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一审,重大复杂的由广州中院一审;同一团伙分案起诉的,不同被告人可能落在不同法院。分案之后,先判的判决书会成为后面案子的参照物,应对思路见同案的人已经判了,后面的人量刑还剩多少余地。
会见要预约,越早越好。拘留后就可以委托辩护人会见。第一次会见要把三件事问清:谁通知你去的、现场你做了什么、钱是谁给的。这三件事是后面所有辩护的起点,家属带话带不出来,只能当面问。
阅卷在审查起诉阶段。案件移送检察院后,辩护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看的是三样:起诉意见书对每个人的行为描述是否具体、同案供述之间有没有互相矛盾、有没有客观证据印证。
定性异议要书面提。口头说一句他不是恶势力成员,案卷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要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交书面意见,把三个抓手逐条对着证据说,附一张时间轴。检察院不采纳,庭审时再提一次,让法庭记录在案。
广州这边的尺度。纯粹到场、没有动手、没有分工、只拿固定出场费的,被摘掉恶势力成员身份的不算少;反过来,哪怕一次手都没动,但负责召集人、安排车辆、事后统一发钱的,很难摘。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办的这类案子里,能翻的往往不是他有没有去,而是他去了算什么。
常见问题
只是站在旁边看,也会被算成成员吗?
会被写进去,但写得进去不等于摘不掉。关键在参与次数、是否明知、有没有获利这三项能不能同时成立。三项里断一项,成员身份就站不稳。
同案的人都说我是骨干,怎么办?
同案供述需要客观证据印证。通话记录、转账、监控、分工安排,只要拿不出其中任何一项,单靠几个人嘴上的「骨干」二字,按第五十五条不能定案。这类矛盾要在阅卷时逐条摘出来。
三百块一次的出场费,算不算获利?
算拿到钱,不等于算参与分配违法所得。要看金额是否固定、是否按场次结算、是否和最终收益挂钩。固定金额的临时帮工和按比例分成,在认定里的分量差很远。
恶势力成员这个身份,会影响判多少年?
不单独加刑,但会把量刑基准往上抬,同时影响涉案财物处理和减刑假释。同样一个寻衅滋事,摘掉定性和不摘,落下来的刑期可能差出一档。
认罪认罚已经签了,还能不能争定性?
可以争,难度会大一些。要看具结书里对定性是怎么写的、有没有明确认可恶势力成员身份。写清了、认了,后面只能从事实和证据上动摇;写得含糊,还有空间。
案子已经到法院了,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但窗口在收窄。庭前会议是提定性异议和排除申请的最后从容时机,一审开庭后再提,只能靠二审。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把时间轴和客观证据整理成一页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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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通知你去的那条微信找出来,把时间和地点对上,再谈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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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佳律师,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高级合伙人、民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执业领域包括刑事辩护、劳动纠纷、合同纠纷与侵权责任。
